黄文杰原名祥庆，号绚云。化名李光龙。1902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14年，在本村大塘小学读书。
1920年，考入广东省兴宁县立中学，担任学生会长。1924年秋，中学毕业后应聘到本县新陂小学任教，向学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用课余时间深入到新陂农村宣传革命。
1925年春，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由军校党组织和苏联顾问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1930年，分配到苏联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参与了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持、协助驻沪国民党19路军抵抗日军的作战。因此，上海中央执行局组建后，他担任了职工部部长。
第一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后，盛宗亮接任书记。可不久，盛宗亮亦被捕。据有关材料记载，盛宗亮被捕初期很英勇，拒不吐露自己身分。国民党特务遂向顾顺章求教。顾告以盛对其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于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将已经叛变的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劝盛自首，这一招果然奏效，盛宗亮经秦劝说变节。盛宗亮叛变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不久为书记。
此时，国民党当局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行动，大肆搜捕打击中共地下活动。黄文杰领导的上海地下党处境非常险峻；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为了支持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从政治上打击敌人，黄文杰亲自主持制定了炸毁南浔铁路、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的计划。经过周密的运筹，上海中央局派出得力人员，潜入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地区专员莫雄那里，在莫的掩护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在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没有实施。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
1934年9月，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
1935年2月，在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黄文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30余人同时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
在关押处，黄文杰要求所有被捕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和党的机密，只有在牺牲之际，才可喊“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的法庭判了黄文杰15年徒刑，先后关押在上海、南京宪兵警备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坚称自己为学者，机智应付敌人的多次审讯，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他囚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和中共特科周惠年的第二个丈夫李得钊在一起。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黄文杰很快被保释出狱，留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并兼管营救被监禁中共人员工作。
1937年9月26日，他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接出了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的积极营救，被释放出狱，留在南京办事处做党的组织工作。
同年10月，驻南京的办事处迁至武汉，改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惠年等出狱人员，随黄文杰等办事处人员同往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组织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中共长江局。黄文杰初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
此后，黄文杰常以特派员的身分，前往广东、湖南等地工作，参与了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的中共组织的组建和机构设置的筹办工作。1938年春夏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湖南衡阳主持举办南岳游击训练班，请精通俄语的黄文杰来协助工作。他将苏联出版的苏联游击战术教材，统统译成中文，供叶剑英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
在湖南期间，黄文杰收到在国民党152师政治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黄集发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冯白驹被捕后海南岛琼崖地区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到中共控制区工作的希望。黄文杰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军中从事地下活动，更为有利，就复信进行说服，并告诉他如何同叶剑英、廖承志等联系。后来在敌营中的黄集发侦知了国民党152师企图吞并琼崖抗日武装的预谋，立即设法通知了叶剑英、廖承志，中共及时做出对策，保持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独立。
1938年1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成立，任中共长江局驻广东特派员，协助叶剑英工作，并将苏联版的苏联游击战术教材译成中文供叶讲授。
7月，奉调到湖南工作。
1938年10月中旬，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广州协助中共广东省委应付广州将沦陷的局势。到穗后即同中共广东省委代书记李大林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工作，又亲自指导成立八路军韶关办事处。是年冬，又以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的身份，到韶关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8年仲秋，为了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分前往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
直到日军进入广州城前几天，才撤往粤北，并在韶关组建了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以领导广东各地的抗日战争。
这年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尽艰险辗转到渝。
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负责组织部工作，虽然身患肺病，仍然埋头苦干，忘我工作。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写文章，在党的报刊《群众》《解放》《新华日报》发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此时，周惠年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她看黄文杰经常奔波于各地，工作如此紧张，整个时局又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感到生儿育女大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几年间她两度失去丈夫，生育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父亲，便不禁油然生出这个孩子是否也会有一天成为孤儿的忧虑。她不愿再面对这残酷的可能，就与黄文杰商量，做掉胎中的孩子。黄文杰与周惠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妻子的想法十分理解和尊重。于是，周惠年怀着异常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做了堕胎的手术。
此后不久，她和许多在重庆工作的干部，根据组织的安排，分别登上几辆摇摇晃晃的汽车，向陕北进发。惠年终于到了延安。延安天高云淡，不似重庆时有迷雾和阴霾。这里是中共控制的地区，不必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样，要把自己的信念、把喜怒哀乐都埋藏在心底，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不久，她被送到设在大殿沟的中央马列学院，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
1940年中秋，本是依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时，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饱受监狱折磨的黄文杰，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一天，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他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了很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消息传到延安，周惠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然而，让她稍感慰藉的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
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亲自送葬至墓地；
《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
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