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全国人大时从意气风发到中途落马，第七届缺席，第八届入选代表时的波折……雷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境遇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写照。但他本人并不随这一U形曲线的走势而悲喜——那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皆因1985年轰动全国的“海南汽车事件”而起。
终于等到行踪不定的雷宇云游归来，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苍老，仍听得出雷厉风行——问清本刊记者来意，他随即就确定了天一早的时间、地点，再无半句虚言。约定的地点在广州迎宾馆，他早早来了：“我是军人出身，什么事都习惯提前。”除了因脚肿刚住了一天院，走路有些不便，眼前的雷宇并不像年过70岁的老人，身材魁伟，额头宽阔，近视眼镜后透出洞察世事的光芒。他语速很快，如同当年他申请和胡耀邦面谈5分钟时那样：“广播速度是一分钟235个字，5分钟就是1500字。我说得快一点，不就可以说2000多字，2000多字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迎宾馆曾是广州市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其后也一直是广州市政府的接待场所。雷宇显然对这里很熟悉，随口就是一段历史：1950年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主任的叶剑英在这里办公，有特务向里面扔了一枚手榴弹要刺杀他，后查证，手榴弹是从院子的北围墙外扔进来的。“你们都喝过早茶了？那我们去办公室。”他起身就向外走。
雷宇借用的这间办公室在广西驻广州办事处内，近年来老家广西一再要求，他不好再推辞，身兼广东省广西商会会长、广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顾问、广西三个城市的顾问，甚至还是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总顾问。况且他也闲不住，一有时间就到处走。“事实证明我还有点用，不是一点用没有了。”尽管前一段“一条腿撕心裂肺地疼”，刚住了院，他也只是说“搬把高椅子来就行了”，对服务员的关心一笑置之，“我们又不是林黛玉，弱不禁风”。
雷宇这些年一直定居广州，这里也是广西人雷宇走上政治前台的起点。1980年11月，中央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调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称的任仲夷到广东任第一书记，任仲夷随身除了他的秘书只带了一名随从，就是雷宇。他当时是辽宁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按他自己的话讲，只是“一个幕僚”，曾为任仲夷在辽宁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提出“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等策略，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雷宇分析，任仲夷对他器重甚至无话不谈的原因是：“我这人过去在黑龙江是出了名的点子多，不管什么事你提出来，我肯定有主意，不一定是最妙的，但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另外，我说真话，不怕你是谁。而且说别人不说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不会盲目地去深信，总是质疑，去分析对还是不对。”
说起以前的什么，雷宇总是大手一挥，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理会周围一切嘈杂。他自我评价，“我这个人有缺点，不谨慎，不谦虚，锋芒毕露，争强好胜，麻痹大意，但我还没到妄自尊大的程度”。他承认，“实际我就是过于外露，我要含蓄一点就好。或许我这种性格并不适合做官”。1980年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的时候，雷宇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就因为物价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他说：“我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总体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就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雷宇还不罢休：“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最后只能靠在场的任仲夷给圆场。
另一次是1984年。当时雷宇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马上表示：“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打成地方主义。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
与海南的渊源始于1981年雷宇带队的一次调研，为加快海南建设问题寻找对策。他解释：“1980年国务院‘海南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里有一句话，叫‘海南的对外经济活动可以参照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做法’，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把海南岛推出去的想法，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建设。”当时海南还属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带队搞了20多天调研，写出一个调研报告，“中心思想的概括就是一定要通过开放来促开发，用开发来推动对外开放，开发开放，互为因果”。
本来是平常的政策建议，但这一次中央却决定让幕后的建议者来实施其建议。1982年7月，雷宇被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从幕后走到台前。多年后，雷宇仍认为海南3年是自己一生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人的一生这样的机会不多。我本来是个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执行别人的计划，可忽然有了3年独当一面的机会，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
在海南，雷宇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到官员代表的作用，雷宇直言不讳：“官员有人不愿意说，或者不愿意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场合说，他平时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跟领导干部谈，通过书面往上报。但我认为，首先，人民代表是代表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遇。人民代表不是谁都能当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当的，既然有机会当上这个代表，有什么想法，都应该坚决地提出来说一说，不然不白当了一次，人代会不开成了鸦雀无声？人民代表的责任要求你去说，历史给你这种机遇，该说不说是失职，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