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 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司徒雷登
1887年，司徒雷登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
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
1902年，司徒雷登被按立为牧师。
1904年，司徒雷登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 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6年，独生子杰克也在浙江杭州出生。
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 ，为希腊文教授。
1910年，司徒雷登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司徒雷登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
1946年出任驻华大使。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京大学校长（后为校务长）。
1946年（民国35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同年，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 。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
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
美驻华大使雷德出席骨灰安放仪式
1949年8月8日，中共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先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启示录注释》
《司徒雷登日记》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
父亲：司徒约翰母亲：玛丽
妻子：爱琳
儿子：杰克
司徒雷登65岁的留影（1941年）
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之后，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还写道：“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谈司徒雷登，但是1949年后出版物中总是删除这段话。这段话如下：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中国，由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他长期被公众认为是美国侵略中国失败的代表人物。
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出现了矛盾，但是，相关部门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1946年8月17日，在蒋介石接待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晚宴上，马歇尔“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让蒋介石尴尬万分。而第二天下午，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供的三条恢复局势的措施第一条就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当然，作为外交人员，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要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利益。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人民的朋友心中，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分量应该是远远比不上“精明能干、世念通达”的领袖蒋委员长的。
“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历史学家林孟熹）
“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新华网）
“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冰心）
“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傅国涌）
越过历史的沧桑，越过战争、离乱、一个民族的悲情以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客观而言，司徒雷登无论是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在更广泛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上都终究是一个“政治上的小人物”。他的“大使”岁月只有短短两年时间，而在此之前的48年，他一直在中国从事传教以及教育工作，并因此获得尊敬。司徒雷登终其一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他骑着毛驴为燕大筹款的逸事至今仍在学林流传。应该说，司徒雷登在华50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社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直至被杜鲁门任命为驻华大使，他生活的重心以及命运才悄然改变。（腾讯网）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交谈
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司徒雷登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早已对公众开放。